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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沃.安德里奇:论故事和讲故事

发布:2020-06-17 热度:168℃


自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至今,经历了半个世纪,伊沃.安德里奇(Ivo Andrić )的作品于波斯尼亚与黑山(以下将简称波黑)依然是举足轻重。这位波斯尼亚藉的小说家,以细腻的文笔,刻画出其祖国的历史及人民的命运。不论是孩子或成年人;工人阶级或学术阶层,都无不读过他的着作,其作品不断再印、再出版,也是国内中小学的文学範本,这彷彿都在说明,在川流不息的历史中,其作品就如一颗巨石,毫不动摇。

读着安德里奇的生平,亦不难发现,其文学着作的主题大多围绕着波黑的历史(如鄂图曼及奥匈佔领时期下的祖国面貌,以及巴尔干战争,和两次世界大战。)。这些主题与作家本人的个人生活及亲身经验有着莫大的关连……

生平简介

伊沃.安德里奇出生于1892年的特拉夫尼克(Travnik),童年于维舍格勒(Višegrad)度过。这两个波斯尼亚城镇,便很自然地成为了他最有名的两本小说《波斯尼亚编年史》(Bosnian Chronicle)(或译作《领事岁月》[The Days of the Consuls])以及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(The Bridge on the Drina)的故事场景。

安德里奇于1924年完成博士论文 〈土耳其统治影响下波黑精神生活的发展〉(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Life in Bosni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urkish Rule),并于格拉兹大学(University of Graz)取得博士学位。这篇论文显示安德里奇早年对波斯尼亚历史的兴趣──其中又以鄂图曼的佔领,及其对波斯尼亚人民及文化的影响最明显。这些早期的探究,更促成了他日后积极投入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的政治运动,以及提倡解放南斯拉夫国家;为此,他甚至身陷囹圄,于1914至1917年间被监禁。其后,他将这段经历写成诗作《黑海之滨》(Ex Ponto)。

从监狱获释后,安德里奇便开始投身于外交事务,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,他以南斯拉夫王国和领使的身分,驻到罗马、布加勒斯特、格拉兹、巴黎、马德里、布鲁塞尔、日内瓦及柏林等地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时,他还是驻柏林的大使,其后才于1941年选择回到贝尔格勒写作,全心投入文学创作。

故意的本质:由传奇说书人讲起

就如很多波斯尼亚人会自认,像他们所身处的小国,根本不会得到国际的认同,安德里奇的作品也一样,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被翻译成不同语言。

所谓诗意这回事,从来都是无分国界,也不分国家的大小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自然也了解此点──当时他们对安德里奇的评语为「基于他从祖国的历史中追寻主题,提炼出描绘人的命运那富有史诗般的力量」(for the epic force with which he has traced themes and depicted human destinies drawn from the history of his country)。

而说到诺贝尔文学奖,安德里奇的得奖演说〈论故事和讲故事〉(On Stories and Story-Telling)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;它带出了作为作家对故事的作用及来源的坚守,同样的坚守亦可在他其中有名的小说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及《万恶的庭院》(The damn Yard)等故事中体现。

安德里奇引用了阿拉伯经典《一千零一夜》(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)中的捨赫拉扎德(Scheherazade),以讲故事的本质,将一个人的生活与人类的大历史贯穿起来──正如他在演讲中写道:

有时在我们看来,人类似乎从第一次意识闪现开始,历年月里恆常地、在一百万个变体之间、伴随呼吸吐纳和脉搏的节奏,都在自我告知着同一个故事。而这个故事,似乎想要像传说中的捨赫拉扎德那样讲故事,哄骗刽子手,推迟等待我们那无可避免的悲惨命运,延长我们对生命和持续存在的幻象。

用到捨赫拉扎德这位传奇的说书人,一方面当然是把历史的命运比喻作刽子手,希望透过说故事「推迟等待我们那无可避免的悲惨命运」;另一方面,他是要指出故事那种跨时代与跨阶级的特质。正如,在讲故事的时候,安德里奇总能找到一道如跨越一代人之间的桥樑,将人们以共同经历了的「历史变迁的漩涡」为线索,连接起来:「从一个世纪,到另一个世纪;从我们远古祖先的小屋里的炉灶周围的古老故事开始,到现代故事讲述者的作品」。

以塞尔维亚文学传统的角度看,安德里奇以桥梁作为象徵符号,绝非巧合──可知道,自古塞尔维亚人就以桥樑比作人与世界接触的象徵。

除此之外,安德里奇还谈到了其文学作为「专门疏理过去的故事」的叙事结构。为了解释他对过去的依恋,他曾如此问过:「但最后,过去跟现在不都在告诉我们类似的现象和同样的问题吗?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,对安德里奇来说,作家的任务就是对人的探究:探索、描述、对他作出理解,最终为全人类服务:

成为一个人:在不被告知、不论意愿的情况下诞生,被抛入存在这片汪洋,被迫游泳,存在,拥有身份,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冲击,以及那些(源于自己或其人的)看不见的和不可预见的、往往超过一个人的能力的行为?更甚的是,忍受对这一切的想法:谓曰,为人。

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:桥的隐喻

对于那些见证了严酷历史事件,从中生存了下来的几代人,安德里奇总能透过描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,以及他们试图适应生命中巨大变化的细节,把诸事归纳成具有普遍性故事。他最着名的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最能反映这种文学功能。

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场景设于波斯尼亚小镇维谢格拉德,讲述它在历史上被不同民族统治的命运。先是封建时期的土耳其(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下半叶),到奥匈帝国佔领时期(1908至1909年) ,再到巴尔干战争(1912和1913年)和1914年。在历史舞台的衬托下,它实际上还关注一个独立的人身陷重大事件时的存在处境及命运。他们就像历史的命运一样周而复始──曾经背负了祖先所经历的残酷的人们,再次经历类同的悲剧。在循环不息的世界里,他们就如同轮流上台的主角,恍若一个年轻人爬上桥的栏栅,并开始在深渊边缘与死神共舞,让他周围的旁观者深为震惊。

安德里奇自然想要谈论集体记忆。过去的生活或许艰鉅,但生命毕竟还在前进──就如他笔下的角色所讲述故事,甚至是一些无意识的话语:

他们知道〔……〕关于桥樑的存在和建造所相关的故事传说,如现实与想像;梦与醒,千丝万缕般的交缠在一起。他们由始至终知道这些事情,就如与生俱来,就像人所共知的祷文,不知道从谁身上学来,也不记得第一次听到它们的时候。(Andrić,2016,页25)

可以确凿地说,这种觉醒是循环不息的历史事件累积而成的结果;而梦,是人类见证文明诞生的方尖碑。在这个历史必然的封闭体系里,只有一个恆久不变的价值:生命持续地存在。透过讲故事,人的存在与困境得以书写记载,使得一个人记起他也是这个庞大的、没有开始或终结的体系(或称之为「浩瀚的故事」)中的一员。

安德里奇寻求重大真理,几乎在试图回答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问题。「它不断被浪费和消耗,但它仍然默默地忍受,就像德里纳河上的桥」(Andrić,2016,页251)──这句以桥作为人类处境的象徵,是既乐观又悲壮:一方面,人们只得默然地承受生命的种种;但另一方面,生命就像德里纳河上的桥一样,屹立不倒。也难怪安德里奇会将生命定义为「难以理解的奇蹟」。

《波斯尼亚编年史》:浩瀚如历史洪流的故事

安德里奇的另一本小说《波斯尼亚编年史》,也有如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一样的诗学;只是,这回它所处理的是十九世纪波斯尼亚的东西方冲突(他因这本小说而被「指责」不是作家,而只是一个编年史家)。

在十九世纪初,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介入,土耳其政府一点都不敢鬆懈。安德里奇便以他出生的特拉夫尼克镇为题,透过描写土耳其当权者对法国和奥地利领事的不信任,反照出更为宏观的历史处境。其构筑的人物、和整个欧洲外围的气氛(如法国大革命,拿破仑的征服及其堕落等),皆写于他对历史资料进行详尽探索。写得可谓活灵活现。如此角度,把欧洲各大事件以弱小的迴声反映出来;通过描述政治行动者,及其对特拉夫尼克一细小波斯尼亚社区的反应,安德里奇诉说着国民忍受巨大权力所压迫的事实。 (Andrić,1972,页22)[1]

对大问题的关怀,固然是安德里奇文学的支柱;但细心阅读他的文字,便会发现,我们很自然地就能设身处地,代入普罗大众的心灵、感受其对艰难的适应力、理解其求生的意志。

在这里,水是隐秘、不稳、而又强大的元素,世世代代在此诞生与死亡;在这里,他们成长、衰弱而变得苍白、但又坚韧不拔,和变得无关痛痒;于这里,在他们那自信、修长、优雅、明辨是非、和精明的眼帘下,他们与宰相的居所同住;在这里,他们工作而发迹,或闲置而变得贫穷,所有人都保持谨慎,从不大笑,但倾向于冷笑;他们话不多,但喜欢低语八卦事。(Andrić,2018,页10)。

从安德里奇的小说世界,我们不仅发现了他对历史感兴趣的程度,还能看到他本人在重複不断的历史处境下的感叹。他最瑰丽的三部小说,写于二战前夕的贝尔格莱德。在他写着历史洪流的永劫回归同时,见证了全球地缘政治舞台上新的架构转变,被迫重新思考自己于历史事件中的作用,使人们不禁感叹,其生活与小说互相交织(甚至可说是缠夹不清)──其故事,好像不只是对生活的描述,还帮助人面对生存的境况。

在地缘政治的立场下,波斯尼亚人民的生活从不容易:甚至,一直延绵至最近1990年南斯拉夫的倒台。在如此不稳定的基础上,当地人早已建立了一套处世之道:对于陌生的事物,他们要不就显得骄傲,要不就猜疑,彷彿习惯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其代价。

正如《波斯尼亚编年史》的前言所述:「波斯尼亚人的灵魂就像一片海洋,在不动的海岸之间流动不定。」(Andrić,1972,页13)这种奇特的精神面貌,正是安德里奇想要把握着的。不仅过去成编入史册,就连将来也彷彿能预先书写。透过阅读他的小说,几代的波斯尼亚人也好像重新阅读了自己,了解到自身于历史的大舞台上,常沦为地缘政治的受害者。

但细看,他们却非舞台上无足轻重的演员,他们只是平民百姓而已……

注释

[1] 读者可参考:www.ivoandric.org.rs/english/worksen/novels/171-bosnian-chronicle。

参考资料

Andrić, Ivo, Banquet speech, https://www.nobelprize.org/prizes/literature/1961/andric/speech/ (visited on May 5th 2019)

──, Bosnian Chronicle, The Harvill Press, London, 1992 https://www.ivoandric.org.rs/english/worksen/novels/171-bosnian-chronicle#review (visited on may the 7th 2019)

──, Bosnian Chronicle, Apollo Library, 2018, 10

──, Istorija i legenda, Svjetlost, Sarajevo, 1981

──, Na Drini ćuprija, Prosveta 1978

──, The Bridge on the Drina, Dereta, Beograd, 2016: 25

──, Travnička hronika, Prosveta Beograd 1972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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